李天佑与林彪往事

李天佑，开国上将，四野一纵司令。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由党的副主席、按照党章规定接替毛主席位置的指定接班人，骤然沦为“全民共斥、全国共唾”的千古罪人。这场对林彪及其死党“黄、吴、叶、李、邱”的揭露与批判，亦波及至与林彪存在历史联系的各类人士，引发了对他们评价、猜测、揭露乃至职务撤销与审查的连锁反应。

我父亲，李天佑，于1970年9月之末，不幸与世长辞。在他生命旅程的终点，他身负军委办事组成员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重要职责。由于病势已入晚期，他未能出席当年的庐山会议，只得滞留住地，静心聆听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亲自带来的会议资讯。追溯至1970年1月，父亲便因健康因素请得长假，开始了为期九个多月的休养，直至生命之灯熄灭。他的一生，定格在了56载春秋。

缺席庐山会议使他免于卷入所谓的“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漩涡，但同时也带着对李德生主任所描述情形的疑惑，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关于父亲的离世，这究竟是一场悲剧，还是一种幸运？

在连绵不断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好心的朋友告诫我们：“即便你父亲健在，也难免会受到牵连。”更有我前单位的一位师长级领导严肃地预测：“若非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恐怕早已成为‘黄吴叶李邱’名单上的第六个人。”对于父亲的去世，这究竟是一场悲剧还是一种幸运呢？

父亲最早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是在1936年红军东征前，到林彪任军团长的一军团四师10团任团长的，政委是杨勇。在这以前，他在彭德怀指挥的三军团，从连长到副团长、团长，刚满20岁当了三军团五师师长。再之前，是参加邓小平和张云逸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以后跟随红七军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

1937年9月25日，父亲毅然投身于平型关战役，这场激战成为他人生中最为璀璨的一页。在那场生死搏斗中，他肩负重任，担任林彪与聂荣臻指挥下的115师343旅686团团长，与杨勇共同担任副团长兼政治委员。686团作为主攻部队之一，肩负着“拦腰斩断”的战略使命，英勇无畏地攻占“老爷庙”，为平型关战役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战火之余，父亲还积极参与了晋西根据地的建设，参与了众多关键战役。至1938年3月初，他被晋升为343旅的代理旅长，与政委萧华、参谋长陈士榘并肩作战，率领杨得志的685团、杨勇的686团以及邓克明的补充团，共辖三团兵力，共同抗击敌人。

1939年6月 , 父亲和刘亚楼、杨至成、钟赤兵、谭家述和卢冬生等六位红军高级指挥员在苏联莫斯科治病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 林彪当时也在苏联治病 , 并且是我们党在苏联的负责人。离开战火硝烟的战场和简单紧张的集体生活 , 处在异国他乡和平舒适的生活环境中 , 让他们有机会从容地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交流。家里曾经保留有父亲带回来的他们在莫斯科的好多张合影，后来因为“9·13”事件 , 母亲将有林彪的合影都销毁了。其实在他们两人出国前还有一张五个人的合影，另外三个人是邓小平、谢觉哉和赵品三 ( 解放后担任过历史博物馆馆长 )。五个人都穿着军棉袄，据说是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照的。五个人的合影里有邓小平和林彪两个很特殊的历史大人物 , 我们家人都觉得这张照片挺稀罕的。

1962年的酷暑时节，广州军区在湛江举办了党委扩大会议。正值暑期，我家也随行前往。那日晚餐过后，父亲向我们娓娓道来他们1941年夏从苏联归国的往事。那时，他们数人计划途经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以期进入我国。但当他们抵达绥蒙大青山时，却不幸遭遇侵华日军的严密封锁，不得已只得折返乌兰巴托。事后，林彪同志对他们作出了“畏敌如虎”的严厉批评。

1944年春，我的父亲从蒙古返回了延安。次年，他参与了党的“七大”活动，不久后便与林彪等众多领导同志一道，乘坐美国飞机前往太行山129师总部。近期，我从江华的儿子虞大江那里得到了他们启程前的一张合影。在这张照片中，即将出发的众人身着军装，腰间挂有降落伞背带。父亲旁边正是林彪。与他们依依惜别的群众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面容凝重，没有一丝笑容。他们心照不宣，这架飞机将把他们送回烽火连天的战场。延安，何时能再次重逢？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怎样的使命？后来，其中一部分人辗转到了东北，从黑土地出发，父亲再次加入了林彪的麾下，投身于解放战争的斗争之中。

“谈及东北旧事，天佑前辈在关键时刻成功拯救了林总的安危。”这是在我父亲去世不久后，叶群阿姨在我母亲面前提起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场。我清晰地记得，叶群阿姨说道，在我父亲担任松江军区职务时，他曾陪同林彪将军外出勘察地形，当时阎仲川（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后晋升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警卫人员也一同参与。那一晚，他们抵达一个村庄并临时驻扎。父亲因了解到村后有河流，担心若土匪突袭，背水作战将极为危险——鉴于当时东北土匪的猖獗活动，他整夜未能安眠，天亮前便叫醒林总启程。然而，他们刚过河，土匪便紧追不舍。县大队在河对岸与土匪交火，成功为林总和我父亲他们提供了掩护，使他们得以脱离险境。我们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个故事，母亲的表情也显示出她也是首次得知。后来，我曾多次试图邀请阎仲川叔叔回忆这段往事，但考虑到涉及的人物是林彪，加之故事出自叶群阿姨之口，我担心外界可能会有的反应。遗憾的是，当我开始重视历史的真实面貌时，阎仲川叔叔已经离世多年。现在，我更加困惑的是，如果这个故事真实发生，为何父亲从未向我们家人提及？难道他对这件事并不看重吗？

提及李天佑，众人常称其为林彪的得力助手。实则，这种说法源于战争年代，林彪对他父亲的深厚信任。类似的情况，亦非个别。

即便不涉足政治领域，亦需掌握作战之道。万毅深知，林彪的用意在于让他师从李天佑，潜心学习军事指挥技艺。

紧接着，便是“三战四平”与“四战四平”的激战。1947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在战役中重挫国民党129军，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了达成外线作战，全面扭转东北战局，林彪与罗荣桓当机立断，策划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夏季攻势。四平，位于东北腹地，作为重要的交通要塞，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在日占时期，四平便建立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而国民党守军陈明仁部更是对其防御设施进行了强化。在此前，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四平有过两次交手，这次则是第三次交锋，因此被称为“三战四平”。对我军来说，攻占这样的大城市尚属首次，缺乏经验可借鉴。守城的敌军主力是陈明仁的71军，尽管该军并非蒋介石的亲信部队，但军长陈明仁，作为黄埔一期生，曾在蒋介石东征惠州时勇猛作战，声名鹊起；在滇西抗日战场上，他也立下赫赫战功，事迹流传千古。林、罗领导下达命令，由一纵、邓纵以及六纵一个师和五个加强炮兵营共同围攻四平守敌，攻城部队由我父亲和万毅共同指挥。在战斗动员中，我军政治机关明确提出“活捉敌71军军长陈明仁，记特等功”，并提出首先突破敌主阵地、占领敌指挥所的部队将获得“四平部队”的荣誉称号。此举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斗志，士兵们士气高昂。在丰厚奖赏的激励下，无数英勇之士纷纷涌现！

在这场四平的攻坚战中，我们未能达成预定目标，经历了极其严峻的战斗。尽管在发起全面攻击后的十五天里，我们遭遇了敌军的顽强抗争，但在敌援即将到来之时，林彪司令员下令部队撤出。尽管此战对敌军造成了重创，挫败了他们的士气，但我们并未彻底结束战斗，未能攻占四平城，反倒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光一纵就遭受了超过4000人的伤亡。当时，部队内怨声四起，牢骚满腹。作为主要指挥官的父亲，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压。直至80年代，一位曾随父亲参与过三战四平的老秘书，在母亲面前直言不讳地评价说，你爸爸在苏联接受了西方教育，渴望在东北赢得几场胜利。不难想象，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类似这样的冷言冷语定然不少。我在阅读父亲1952年亲笔撰写的自传时发现，他对此次战斗的失利深感思想上的压力，甚至到了“沉默寡言”的地步。

历经四平战役的挫败，林彪毅然承担起主要责任，并积极督促部队深入总结经验与教训。7月13日，他特地给父亲寄去了一封亲笔信——

天佑同志：

2日总部发布的关于夏季攻势经验教训的总结电报，恳请大家不要仅作粗略阅读，而应深入细致地研读。目的是在未来的工作中确立一个明确的标准：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所有决策都应基于实际情况（这一原则我曾在与你的讨论中提及），执行革命效果主义的原则，并将实践作为检验正确与否的唯一准则。你具备诸多优点，前景光明，但在思想层面，尚显不够务实。尤其是在夏季攻势期间，尤其是四平战役以来，从你们的电报和实际行动的结果来看，暴露出思想上的不足和视野的局限。为了未来能够战胜敌人，我恳请大家深入研究经验教训，并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任何带有主观主义倾向的事物，不论其被冠以勇敢或谨慎的美誉，最终都会导致损失，无法赢得胜利。正确的思想标准应当是建立在实践的唯物主义之上，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行动中要积极进攻，同时必须以能否取得胜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能够取胜的战斗，必须巧妙地组织并坚决执行；而对于无法取胜的战斗，则应果断放弃，绝不可勉为其难。若对不能取胜的战斗进行无谓的抵抗，或者对能够取胜的战斗不注重战术上的精心部署，必将导致部队逐渐衰弱，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失。以上原则对于我们的进步大有裨益，希望大家能够深刻领悟。这些原则也是我正在努力深化理解的内容。

林彪，7月13日

短短八个月之后，次年2月27日，"东总司"再度发布了向四平发起攻势的命令。此次战役标志着四平之战的四度激烈交锋。

《三十八军军史》的记载揭示了，在我军对敌冬季攻势的连续打击中，林、罗两位首长为扩大战果，果断抓住冰雪未消之际，对我军大兵团行动极为有利的时机，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了猛烈进攻。此举旨在摧毁沈阳与长春之间的敌军据点，进一步孤立长春和吉林的敌人；同时，力图吸引沈阳方面的敌军出动支援，以便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奠定坚实基础。由此可见，此次四平之战的战略意义尤为重大。

在“东总司”的指挥之下，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七纵队以及炮兵司下辖的四个炮兵团，肩负起围歼四平城内敌军的重要使命。整个作战过程，均由一纵队的首长亲自领军指挥。《三十八军军史》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载。

在我国军队乃至世界军事的悠久历史中，此类现象实属难得一见：指挥官在同一地域、针对同一目标，先后两次领导大规模作战，却在前一次遭遇败绩，却依然肩负起后一次的指挥重任。我坚信，这无疑是林彪在用兵艺术上的一次典范之作！

不论往昔还是今朝，总有人草率地认为，在四面楚歌、战事胶着之时，林彪重新起用李天佑，不过是基于对李天佑的信任与青睐。然而，若深入探究，这实际上展现了林彪（以及政委罗荣桓）的良苦用心！

最初，东北野战军并未设立兵团编制，故而大型兵团级战役需临时指派指挥官以实现统一指挥。考虑到这场战役的分量，若再次委派李天佑负责四平的攻坚作战，是否会重蹈过去的覆辙？尤其是，直接受李天佑指挥的三纵韩先楚与七纵邓华，两位同样具备资历和指挥能力的将领，他们是否会对李天佑的统一指挥产生疑虑？显而易见，作为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林彪对此问题必然会给予高度重视。

首先，审视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以及我军的作战态势，四平之战的胜利似乎已如探囊取物；其次，李天佑及其一纵的指挥员们，通过对三战四平失败的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已对攻占四平拥有了成熟的心理素质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再者，重新起用李天佑，既是对部下的深切关怀与信任，也是为了给他一个重塑声望、展示才华的宝贵机会。

父亲及其战友们不负林罗所托，最终在四平之战中赢得了胜利。经过23个小时的激战，这座四平城终于落入我军手中。从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我军四次抵御保卫战与攻坚战的考验，今日终于将其收入囊中。东北数十万将士得以释放心中的压抑，而父亲也卸下了肩上的重负。四平的解放，标志着为期三个月的冬季攻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东北战场的军事与政治格局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经过数月的休整，我军蓄势待发，随即发起了辽沈战役。

顺便提及，1949年，陈明仁将军的长子，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9期，时任国民党军副营职的陈扬钊，与父亲一同参与了长沙和平起义。建国后，陈扬钊曾在全国政协、广东省政协参事室等机构担任要职。2002年，陈扬钊退休，享受正厅级待遇。1995年8月的一天，我在京西宾馆的一间客房里，有幸遇到了受邀来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的陈明仁将军的长子陈扬钊。当时，他已经74岁高龄。我亲切地称呼他为“陈大哥”。我们回忆起当年在四平战役中，他的叔父陈明信，时任71军特务团团长，不幸被我军俘虏的情形。我不禁想象，若当时他的父亲陈明仁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虽然我军会多一份“特等功”的荣耀，但长沙和平起义的历史功绩或许就会减少一份。2014年，我在广州出差时，93岁的陈大哥热情地邀请我和我的朋友们到他的家中做客，共度晚餐。这些往事，暂且搁置不论。

2014年，在广州的一隅之地，作者（位于左一）及其友人受到邀请，踏入陈大哥（位于前中）那温馨的宅邸。盛宴落幕，我们与陈大哥握手告别。

第三，战略目标锁定天津。1948年11月，第一纵队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的称号，李天佑将军担任军长一职，梁必业同志则担任政治委员。至12月30日，三十八军肩负起攻占天津的艰巨使命。遵从上级命令，该军与三十九军并肩作战，从天津西部向东部发起主攻。整个作战方向均由我父亲及政治委员梁必业同志统一指挥。两军合力，犹如滔滔江河，勇往直前，率先攻占会师的关键点金汤桥，继而深入穿插至天津警备司令部，生擒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中将。此后，我父应《红旗飘飘》杂志之邀，撰写了回忆录《红旗插到天津城》，以此铭记那段辉煌的历史篇章。

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我的父亲在林彪将军的英明领导下，屡创佳绩，赢得了一场又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无论是规模浩大的战役还是残酷激烈的战斗。他所指挥的三十八军，在我国军队的悠久历史中，享有盛誉。在生与死的严酷考验、铁与血的激烈拼搏中，这一过程无疑加深了林彪对父亲的认知与信赖，同时，也让父亲如同那个时代的众多战友一样，对林彪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深感钦佩，对他怀有由衷的敬意。这一切，均为铁证如山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之时，我父亲先后在广西军区、广州军区以及总参谋部担任重要职务。林彪将军自中南军区司令员起步，逐步晋升至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并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依照党章的规定，被正式确立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我想，即便我父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有所困惑，他内心也必定充满了喜悦，因为他亲眼看到昔日的领导“林总”在新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再次赢得了毛主席的深切信任和高度期望，最终荣登全党副统帅的尊贵宝座。

“尚且未能通过。”毛主席随即便以轻松的语调调侃道：“天佑天佑，老天庇佑。”言罢，他继续前行。父亲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事后回忆称，毛主席的提问或许是因为看到了墙上关于他名字的标语。他庆幸林彪副主席的发言为他解了燃眉之急。

在1967年国庆的欢声笑语之后，父亲的公司秘书陈显谋从云南的出差之旅归来。不久，父亲便急匆匆地赶往林彪的府上，汇报近期的工作。回到家中，他直接步入母亲的卧室，向她透露了一个重大的消息：林彪有意将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位授予他。原本，林彪曾考虑让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接任，但鉴于担心温玉成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最终决定由父亲接替，并将温玉成调至总参谋部，接手他的职责。“我们将在年底前搬迁。”父亲语气坚定地对母亲下达了命令。当时我年仅17岁，与13岁的弟弟一同听闻这个喜讯，兴奋得欢呼雀跃，天真地憧憬着：“那我们就可以去西双版纳游玩啦！”

遗憾的是，行程最终未能如愿成行。据传，温玉成接任总参一职后，一时间难以迅速适应父亲的工作节奏。当时，总参机关作为三总部和北京各军兵种中唯一维持秩序的领导机构，即便面对上百名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门，企图对我父亲进行揪斗的严重事件，依然坚守岗位。总参谋部不仅承担着全军战备、训练和对外援助等繁重的领导职责，还要努力抵御“文革”政治运动的种种干扰，确保总参机关的稳定和全军军事指挥的连贯性。由此可见，当时仍在职的几位总参领导所承受的工作量和精神压力是相当巨大的。

尽管您的父亲曾是林彪将军的得力部属，并曾指挥四野主力一纵，但自从调入北京，即便是节假日期间，也很少造访林彪的府上（林彪将军因健康原因，多在家中处理公务）……您的父亲为人十分谦逊低调。

毛主席的一位远亲曾向家母寄来一封恳切的信函，恳求家母协助寻找其昔日在哈尔滨教育局共事的同事叶群，以便核实一段过往的往事。正值佳节之际，父母商议后决定一同前往毛家湾林彪的寓所，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

“确实，全国人民都在焦急地等待我们的胜利消息！”父亲于是起身，前往林彪师长处，意图了解是否有新的指示。当他步入林彪师长的居所，只见林彪师长头戴健脑器，父亲顿时感到懊悔，因为战事在即，竟打扰了林彪师长的休息。“9·13”事件之后，这篇回忆录在再版时，关于林彪的这一段描述被删去了。

我深信，父亲对他崇敬的老领导林彪，怀揣着一份深沉的敬意与无间的关怀。

1969年4月28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审议并正式批准了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名单。名单上，除原有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等同志外，新增了我的父亲和李德生两位同志。鉴于父亲多年来不懈的辛勤付出，其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于1969年下半年向组织提出了休假申请。直至1970年1月，他才正式接到休息的指令，得以卸下工作重担，从岗位退下。

1970年10月，父亲病故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林彪在家里接见我们全家。在向我母亲询问了父亲的病情和后事等一些情况后，林彪说：“天佑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对敌人狠，对同志和。干了几十年革命，打了几十年仗。”在1970年那个特殊的年月，能受到林彪在家里的专门接见应该是我们全家很荣幸的事情。仅仅一年以后，全家人对此事就讳莫如深了。

1994年1月8日，恰逢父亲迈入八十华诞的喜庆时刻，在纪念座谈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亲自挥毫泼墨，题写了“一生忠诚，矢志不渝，英勇善战，我军楷模”的赞誉之词。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亦以“一代名将”的美誉，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墨宝。